《嵇康传》，王晓毅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9月版。

关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同游竹林的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

近代学术巨子陈寅恪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此论石破天惊，影响了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对“竹林七贤”说进一步“证伪”，认为竹林七贤之间的年龄差异和居地距离，使其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而且考证出造假者可能是东晋谢安。

然而，笔者通过对“竹林之游”遗址的实地考察，并全面梳理了与竹林七贤有关的历史、地理、文学、宗教等文献资料后感到：尽管大师与时贤的观点推动了竹林七贤研究的深化，但智者千虑，难免有失。

“竹林七贤”说形成于东晋初期

关于东晋初史家受“格义”风尚影响附会佛经而创造“竹林七贤”的说法如果成立，其必要条件是：此前所译佛经中“竹林”译名已经普遍存在。那么，史实又是如何呢？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据《大藏经索引》对《大正藏》中关于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迦兰陀讲经园林“Venuvanan”（梵文）或“Veluvana”（巴利文）翻译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该园林存在着三种译名：“竹园”“竹林”或“竹林园”。有的佛经译为“竹园”，有的译为“竹林”，有的则同时译为“竹园”“竹林”或“竹林园”几种不同译名。为清晰地揭示这一译名演变的规律，将检索结果列表总结如下：

以上统计结果无法支持“竹林七贤”是东晋史家附会佛教典故而成的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竹林七贤”说形成于东晋初期，而在此之前东汉三国西晋时期佛教译经的21例中，“竹园”16例，占76%；“竹林”仅1例，占5%；“竹林园”4例，占19%。释迦牟尼说法处，大多数被译为“竹园”，而不是“竹林”。原因很简单，“竹园”的译法，符合汉晋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和语言习惯。这个时期的贵族园林，多以“园”命名，如“沁园”“金谷园”等。如果东晋初期的史家以这类佛经附会道家的七贤，应创造出“竹园七贤”更合逻辑。按史学界通行的规则，对古代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事件，如果今人要证明其不真实，应拿出更有力的证据。可见，尽管东汉三国西晋所译佛经有少数“竹林”译名，但是面对大多数被译为“竹园”的事实，要推翻东晋初期史家的文献记载，显然证据不足。

其次，自东晋初期“竹林七贤”说流行后，佛经翻译才开始了由“竹园”向“竹林”的缓慢转变。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竹园”译名逐渐下降，依次为55%、31%、18%、14%；“竹林”译名逐渐上升，依次为32%、44%、37%、53%；“竹林园”的译名也逐渐上升，依次为13%、25%、45%、33%。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如果还未找到更好的理由，那么，“竹林七贤”历史典故的广为流传，可能就是影响佛教译名变化的原因。换句话说，不是佛经的“竹林说法”典故影响了“竹林七贤”称号的产生，可能是“竹林七贤”的典故影响了佛经翻译发生变化。

纪录片《探索发现：竹林七贤》 (2009)剧照。

两晋之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佛教格义，是以中国的名词概念和学术思想去附和解释佛经，而不是相反。况且格义的最重要规则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存在着可类比的共同性质。因此即使双方出现互动，士人以佛经典故比附中国历史文化现象，也应遵循格义规则，在类似事物之间建立联系。

然而，中国的“竹林之游”与印度的“竹林说法”性质不同。首先，前者是几个朋友相聚，清谈饮酒的平等交流；后者则是教主向信徒布道，听众动辄千万，如竺法护译《无极宝三昧经》载：“一时佛在罗阅祗竹园中，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持心梵天所问经》载：“一时佛在王舍城迦邻竹园中与大比丘众俱，比丘六万四千，菩萨七万二千。”再者，汉晋之际的观念中，圣人不可学不可至，贤人与圣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可同日而语。竹林七贤属于贤人，与佛教中高僧地位相当，故孙绰作《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佛祖则与圣人同，孙绰《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故他没有以七贤去“方”诸佛，因为两者不能类比“格义”。

太行山以南的北方地区，自古便有竹子生长，甚至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人工种植。《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晋之际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北方的士大夫在修建风景秀丽、自给自足的庄园时，一般要种植竹子。汉末仲长统是山阳高平（今山东济宁）人，年轻时代活动足迹在北方地区，“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后参曹操军事，长期生活在邺。而他在《昌言》中这样描写理想中的庄园：“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西晋潘岳的庄园则实实在在位于洛阳南郊的洛水之滨，他在《闲居赋》中这样写道：“爰定我居，筑室穿池……竹木蓊蔼，灵果参差。”由此可见，河内山阳嵇康的庄园中有竹林、生长着竹林是完全可能的，而历史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证明，“竹林之游”的两处遗址——即嵇康的两个故居：山阳园宅和嵇山别墅的确存在，竹林并非虚构。

第一、山阳园宅。《水经注》卷九《清水》：“又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郭缘生《述征记》关于竹林遗址的记载，又见于多种类书征引，其中《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居处部四·宅舍》所引最为详细：“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

郭缘生生平事迹不详，《隋书·经籍志》卷二《史部·地理类》记载：“《述征记》二卷，郭缘生撰。”该书《史部·杂传类》又载：“《武昌先贤传》，宋天门太守郭缘生撰。”可见，郭缘生是南朝刘宋时期的人，《述征记》是记载山阳嵇康园宅遗址生长竹林的最早文献资料。《水经注》中的“七贤祠”，元末改为佛教庙宇“竹林寺”，但寺内有“七贤堂”，供奉竹林七贤。庙南“七贤泉”，后名“竹林泉”。此庙此泉见诸历代文献，如《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河南通志》、《大清一统志》、乾隆《获嘉县志》、《辉县志》、道光《修武县志》以及今修《修武县志》等。

竹林寺（七贤祠）遗址与竹林泉相邻，位于今河南辉县鲁庄与山阳村之间。如今竹林寺已荡然无存，而竹林泉却万古流淌，泉水汇成清澈湍急的小溪，绕竹林遗址东流，岸边有大片翠绿的竹林。访问村民得知，他们不知“竹林七贤”典故，种竹不是为了纪念先贤，而是为经济目的，是当地重要副业。但是对我们这些竹林七贤寻踪者来说，清凉的泉水和茂密的竹林则有了特殊的意义。打铁需好水，竹林非虚构。《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文士传》描述的嵇康灌园打铁情景，似乎穿越了时空，就在眼前：“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嵇康引来的水，乃竹林泉之水。

第二、嵇山别墅。魏晋士人除了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在依山傍水处修建游乐性的别墅，史书中称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距竹林泉庄园西北二十五里左右的嵇山便拥有别墅。嵇康在与郭氏兄弟互赠的诗中，透露了这一信息：“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佯。”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达理想憧憬的文学描写，而是坐落在嵇山的别墅，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当笔者沿着漫长而曲折的进山古道，到达群山环抱的山奥——天门山百家岩下的嵇山时，理解了“北山阿”一词的含义。《修武县志》还附有古代地图，与考察结果相同。

以上文献中出现的白鹿山、天门山、嵇山，实际上是对同一座山几个山峰的不同称谓。该山位于太行山南部、修武县北境，山势极雄伟。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一低矮的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个约宽30米、长100米的平缓地，可供百家人居住（故名“百家岩”），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迹，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林，嵇康锻灶、淬剑池等。对此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河南通志》、《大清一统志》、道光《修武县志》等，作了详细的记载。需要指出的是，在百家岩附近的山坡上，到处可见一丛丛野生的竹子。这里也是竹林七贤游宴清谈之地。

“七贤”故里之间的距离

是聚会“竹林”的障碍吗？

“竹林”的存在已得到了证明，那么，“七贤”故里之间的距离，是否能成为他们聚会“竹林”的障碍呢？曹魏前期，士人多离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阳和京畿地区居住，以至选官制度改变了传统的乡里选举，改用九品中正制。竹林七贤的实际居地与籍贯并无关系，他们多数居河内郡，少数居洛阳，相距不太远。

汉末的长期战乱造成了北中国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首都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更为明显，故曹操迁汉都于许昌，而定魏都为邺。在黄初元年（220）迁都洛阳所引起的移民浪潮中，曹魏中央政府官员从原居住地邺，携家带口迁往洛阳。当时地广人稀，官员们在京畿地区纷纷占田建宅，原籍冯翊的半退职官员杨沛，“占河南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南方孙吴用兵，从皖北寿春到洛水以南被划为屯田区，故官员占田主要在洛水以北。因此位于洛阳北部的河内郡成了战略后方，地位相当于东晋的会稽。河内郡位于太行山南麓，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达官贵人的庄园水碓，其中“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区”。

纪录片《探索发现：竹林七贤》 (2009)剧照。

嵇康原籍为谯郡铚人，其父为曹魏督军粮侍御史，他本人则与长乐亭公主结婚。山阳的庄园，既可能由其父所建，也可能来自其妻的陪嫁。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原籍琅琊，可能也是在魏初的移民浪潮中，由其父王浑在山阳置下园宅，成为嵇康长期的邻居，“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山涛与向秀原籍分别为河内郡怀县（山阳南邻，今武陟县）的小虹桥村和尚村。即使山涛、向秀仍住在故里，与嵇康园宅相距亦不过七十多里，在“自由”占田的时代，可能住地更近。向秀《思旧赋》说：“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居止”不是指性行，而是指居住，上文杨沛“居止”草庐中，是其证。沛人刘伶同样不在原籍居住，史书所见其活动范围不出洛阳与河内一带。此人行踪不定，“常乘鹿车，揣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与山阳、怀县相邻的河内获嘉县有刘伶墓，距嵇康竹林园几十里，比山涛、向秀故里更近。

阮籍住在洛阳城外谷水转曲而东流处，该地因此得名“阮曲”，作为古迹载于历代地理著作。阮咸随其叔阮籍同居此地，“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虽然洛阳与山阳相距较远，约二百五十里左右，但并不能阻碍阮氏叔侄去参加竹林游宴清谈。当时长住洛阳的达官贵人，最喜欢的旅游休假活动，便是北上河内，到太行山南麓的青山绿水间渔猎，在山墅中饮酒清谈。

应璩的《与从弟君苗、君胄书》透露了有关曹魏士大夫“山阳情结”宝贵的信息。应璩是建安七子应玚之弟，在洛阳上层交际甚广，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大将军长史等要职，嘉平四年逝世。从信的内容看，原籍汝南的应氏家族如今已在河内山阳落户，拥有了土地园宅。

应璩在信中劝在山阳务农的两位从弟，千万不要入仕，而要致力于扩大庄园的经营规模：“追踪丈人，畜鸡种黍。潜精坟典，立身扬名，斯为可矣……郊牧之田，宜以为意，广开土宇。”自己混迹官场，是不得已而为之，最高兴的活动，是越芒山、渡黄河，北上河内山阳，回到大自然中：“间者北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蒙。风伯扫途，雨师洒道。按辔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肴修，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何其乐哉！”最理想的生活，是彻底退出政界归隐，“吾方欲秉耒耜于山阳，沉钩缗于丹水”。这不是文学意象，而是有确切地理位置的庄园。丹水出太行山东南流，经山阳境内的邓城，后与沁水汇合。

能满足魏晋士族“隐居”享乐的河内山阳，不是经济落后的穷乡僻壤，也不是简单的旅游胜地，软禁汉献帝的浊鹿城就在此地。曹魏在浊鹿城驻重兵，设特别军区“督军”，到西晋泰始二年（266）才撤销，“罢山阳公国督军，除其禁制”。大量军人的消费，有利于该城的经济繁荣。另外，曹魏后期邺城是个大城市，软禁着大量的曹魏王公，而山阳恰恰位于洛阳与邺中间。这些因素，使浊鹿城成为从洛阳至邺交通要道上的重镇，嵇康的园宅位于浊鹿城东北郊，相距数里。如向秀《思旧赋》描述他从洛阳出发北上赴嵇康故居的路线为：“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文中所言停放马车的“城隅”，便是浊鹿城。从该城到洛阳的路上，有宣阳城，是古代的驿站，称为“宣阳驿”。

可见，从洛阳到山阳，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的传舍，为名士的游乐、狩猎和学术交流提供了条件。这里既无物质匮乏，又无文化寂寞，因此也就成了名士“隐居”胜地。魏晋之际的“箕山”在洛阳名士心中，是他们暂时获得精神超越的理想乐土，故史书中留下了阮籍、阮咸、阮侃等阮氏家族成员在山阳流连往返的记载；在洛阳当局眼里，则是一个政治敏感的地区，尤其当隐士云集之时，故钟会带大批随行，“乘肥衣轻，宾从如云”，浩浩荡荡赴嵇康园宅“拜访”，最终导致了竹林之游的悲剧结局。

纪录片《探索发现：竹林七贤》 (2009)剧照。

竹林七贤的形成过程中，山涛起了重要作用。《晋书·山涛传》说山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契”。所谓“竹林之契”，是指约定时间游于竹林。这条史料透露的信息是：正始五年（244）39岁的山涛出任河内郡功曹，作为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结交了寓居本郡的才子嵇康、吕安，后将新识的阮籍介绍给嵇康，前期竹林之游的核心由此形成。据《世说新语·贤媛》记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应韩氏要求，山涛邀请二子来家中做客并留宿，韩氏夜晚从窗洞中窥视山、嵇、阮三人清谈“达旦忘返”。山涛家的这次小聚会，实际上是竹林之游的序曲。他们介绍各自的好友加入，是顺理成章的事。向秀与山涛故里相近，“少为山涛所知”，自然由山涛介绍；阮咸、王戎是通过阮籍；刘伶则因同气相求，“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当时山涛“家贫”，嵇康的园宅成了活动中心。

正始后期，山涛、阮籍、嵇康曾到首都洛阳任职，并参加了正在蓬勃发展的玄学清谈。但是，到正始八年（247），面对曹爽与司马懿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激化，他们像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一样，相继从政界退出，回乡隐居。关于山涛与阮籍的隐退过程，史书有明确记载。正始八年，任河南从事一职的山涛因洛阳的政治形势而焦虑得夜不能寐，“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阮籍的情况大同小异，正始九年（248），“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

从正始八年前后山涛逃出洛阳回到河内，到景元三年（262）嵇康被杀，竹林之游持续了15年左右。以嵇康甘露元年—四年（256—259）离家赴河东学道三年为界，竹林之游可划为前期（247—256）和后期（259—262）。前期的核心人物是嵇康、阮籍、山涛，特点是避开洛阳的政治旋涡；后期的核心人物是嵇康、吕安、向秀，特点是消极抵制司马氏的“名教之治”。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参加竹林之游的名士都不存在严密的组织，仅是个松散的文人群体。参加者也不局限于七人，史册留名的还有吕安、阮侃、赵至、郭遐周、郭遐叔等。但是“竹林七贤”的传说，可能以某次七人的竹林聚会为原型。时间发生在前期正始九年（248）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该年七贤均无官职，有可能同在山阳。而高平陵政变之后，阮籍自嘉平元年即被司马懿辟为从事中郎，此后，七贤很难全部相聚于竹林。

不能否认，竹林七贤的年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始九年，山涛43岁，阮籍38岁，嵇康25岁，而王戎仅14岁，年龄太小，似乎不可能参加成人的清谈。然而，那是一个学者早熟的时代。王弼17岁时已成为崭露头角的玄学少年，出色地回答了裴徽提出的关于“儒道异同”的重大哲学问题；18岁时已在何晏主办的清谈会上脱颖而出，成为学术明星。没有年龄与资格限制的学术平等，恰恰是正始清谈的特点。

王戎的年龄和水平虽不能和王弼相比，但是他从6岁开始就以超常的聪明机智名扬天下。“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又尝与群儿嬉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竞趣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王戎14岁时，以思想深刻得到阮籍的赏识。年长王戎二十多岁的阮籍，与王戎的清谈的兴趣远远大于其父王浑：“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岁，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俊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同时，王戎又家住山阳，故作为特殊情况，阮籍携“神童”王戎参加竹林之游是完全可能的。

“竹林七贤”为何不见诸魏晋之际的文献？

既然“竹林七贤”是历史事实，为什么不见诸魏晋之际的文献呢？这个现象，与当时严酷的政治背景有关。

高平陵政变之后，中国历史走上了长达16年的魏晋禅代之路，史家以沉重的笔调写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寥寥几笔，勾出了那个血腥的时代。以反抗司马氏名教之治为主题的竹林清谈最终以嵇康被杀而消亡。在政治恐怖的环境中，士大夫已失去了秉笔直书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树碑立传的勇气，即使嵇康的好友向秀也是如此。

大约在嵇康和吕安被害的第二年——景元四年（263）元月，在强大的政治暴力面前，向秀不得不低头了——结束了“隐士”生活，以本郡计吏身份赴洛阳，被任命为散骑侍郎，成为最后一个向政治强权妥协投降的竹林名士。在回家准备赴任的途中，向秀有意绕道去了嵇康故居，创作了千古绝唱《思旧赋》，仅给后人透露了有关他与嵇康、吕安友谊的点滴信息。鲁迅曾说：“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细读《思旧赋》，在那躲躲闪闪的文字后面，可以感到魏末凛冽的政治严寒与向秀近乎心死的悲哀。

纪录片《探索发现：竹林七贤》 (2009)剧照。

西晋王朝建立后，随着当年支持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的老一代礼法之士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正始、竹林名士及追随者们逐渐上升，思想环境相对宽松的文化时代开始了。司马炎在其执政期间，积极解决魏晋禅代中遗留的历史问题，善待那些葬身于禅代之路上的玄学名流的后代。但是，司马炎并没有为魏末的政治反对派公开平反，如果将屠杀玄学名士的历史冤案全部翻过来，岂不是否定了自己上台的合理性吗？

例如，泰始八年（272）的“党争”中，河南尹庾纯在一次酒会上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不仅揭了贾充的伤疤，而且对晋王朝不敬，致使司马炎下诏免庾纯的官职，并交司法部门论处。又如，嵇康的儿子嵇绍，因是政府要犯的儿子，直到太康二年（281），才在山涛的荐举下入仕，“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年二十八，山涛启用之，世祖发诏，以为秘书丞”。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山涛、王戎等人不可能公开标榜竹林之游，更何况产生于司马炎时代的《魏书》《三国志》等史书呢！不过，从山涛、阮咸、刘伶、向秀、王戎入晋后在政治舞台上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表现，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如山涛、向秀都卷入了泰始七年—八年玄学派名士企图将贾充赶出朝廷的活动。又如，咸宁四年（278），吏部郎这个重要职位出现空缺，山涛极力推荐阮咸，以至与晋武帝发生了冲突。这些现象，很可能与“竹林”时期结成的友谊有关。

以晋武帝的逝世为标志，西晋王朝进入了元康时期，魏晋玄学清谈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继正始之音后的第二个高潮。这时，除了王戎硕果仅存外，无论是竹林名士还是魏末迫害竹林名士的礼法派官员，都已离开了人世，魏末的血案，已与在位的当权派无关。竹林名士不得已而反礼法的过激言行，符合新一代的玄学青年“元康放达派”的胃口，而王戎的政治与学术地位，则对“竹林之游”在两晋之际的流传，起了直接作用。

元康时期，王戎以尚书仆射领吏部，后迁司徒，长期主管选举，一手扶植了以其从弟王衍为代表的中朝名士上台，堪称元康玄学的后台元老。而王衍提拔的族弟王导、王敦，后来按其部署，辅佐司马叡创建了东晋王朝。王敦、王导元康时期曾追随王戎、王衍等前辈参加清谈的经历，是他们在东晋时经常炫耀的文化资本。但是，王衍有清谈误国和媚敌求生的劣迹，在东晋初期的士人社会中名声不佳，因此以王导为代表的东晋琅琊王氏家族，选择了王戎为家族先贤。嵇康、阮籍在两晋之际的威望与日俱增，宣扬“竹林之游”，对提高王戎以至该家族在士族清流社会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于是王戎重游竹林的故事在东晋初期广为流传。如果这个传说可靠，“竹林之游”一词最早出处，来自王戎之口：

王濬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

文中的文康是庾亮（289—340），少年时代在西晋上层度过，对东晋初期流传的关于王戎重游竹林的说法，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好事者”造出来的。那么，是谁如此好事呢？毫无疑问，只能是这个传闻的受益者，即东晋第一名门望族——琅琊王氏家族。王导主持的清谈场，是东晋初期竹林七贤热的发源地，《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三理中的前两理，系嵇康发明。“取乐竹林，尚想蒙庄”，出自王导丞相掾李充的《吊嵇中散》，是东晋最早将嵇康与“竹林”联系在一起的散文。庾亮极力否认王戎重游竹林之事，意在抵制其政敌琅琊王氏家族的政治影响，是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的“江州之争”所致。但庾亮只是否认王戎到竹林旧地重游的传说，或许暗示王戎未曾参加过竹林之游，而绝非否认竹林之游本身的存在。当时东晋政界的要员即所谓“中兴名士”，实际上多由西晋中朝名士南渡组成，凭空编造王戎与竹林七贤的故事，是不近情理的，不可能得到广大中朝——中兴名士的认可，也无法流行。况且，现存史书中最早明确记载“竹林七贤”者，便是庾亮的亲信幕僚孙盛。

纪录片《探索发现：竹林七贤》 (2009)剧照。

据张可礼先生考证，孙盛西晋永嘉三年（309）10岁时渡江南下，到东晋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已是18岁少年，属第一代东晋名士，比在江左出生的第二代东晋名士谢安（320—385）年长20岁。由此可见，有些学者提出的“竹林七贤”起于谢安说，很难成立。咸和六年（331），孙盛入仕，“举秀才，起家著作郎”；自咸和九年（334）起，任征西将军庾亮主簿，后转参军，长期在武昌。此时，殷浩任庾亮记室参军，孙、殷二人均为著名的大清谈家，不仅在武昌论战，而且时常“下都”，到首都建康，作为著名辩手，参加王导、司马昱等人举办的清谈会。《世说新语·文学》多有记载，如以下三条：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

孙安国即孙盛。史书虽然未留下孙盛与王导交往的记载，但从其在王、庾争斗中对王导的友好态度，可以推测他很可能与王导有过交往，或参加过王导主持的清谈。通过孙盛、殷浩等在东晋上层学术“沙龙”中的活动，可以看到他们与南渡的西晋中朝名士（即中兴名士）有密切交往。显然，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孙盛凭空大量杜撰关于竹林七贤活动的细节，是不可能的。合理的解释是，中兴名士中流传的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被孙盛所收集整理，最后融铸在其撰写的曹魏断代史《魏氏春秋》中：“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虽然七贤共聚竹林的时间是短暂的，远不如嵇康与向秀、吕安的灌园锻铁持久，也不如嵇康与郭氏兄弟的交往实在，它只是竹林之游中的一景，然而却由于特殊的时代因缘，通过孙盛之笔，作为魏末清流名士的象征，在历史的记忆中定格了。

本文选自《嵇康传》，较原文略有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王晓毅

摘编/安也

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