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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政府颁发“人才许可证”的概率极低，这些被盯紧的芯片人才面临着被迫“二选一”的两难境地：要么继续在中国芯片企业中任职，放弃美国国籍或绿卡身份；要么从中国芯片企业辞职撤离，重新选择其他行当谋生。二者都绝非易事。
英国《金融时报》最新爆料，中国一家芯片制造商迫于美国出口管制新规，已经要求在公司中担任核心技术职位的美国籍员工离职。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日前发布《出口管制条例》（EAR）的最新修订规则，除了对满足某些参数的芯片制造设备增加管制之外，还将禁令的管控范围拓展到在中国芯片企业工作的“美国人”，规定开展9种“支持”中国先进集成电路“开发”或“生产”活动时，必须申请许可证。而美国出口管制下的“美国人”定义十分宽泛，包括美国的公民、永久居民、庇护民、依照美国法律设立的法人实体（包括中国在美的分支机构），以及位于美国境内的人士等。
就在此项新规生效的10月12日，美国白宫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是拜登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48页的报告几乎每个章节都充斥着对华竞争，其中强调“技术”87次，位居关键词榜首，阐明先端科技创新与STEM人才对赢得竞争的重要性。
如何解读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升级的最新举措，又应如何应对，是我们需要直面的一个急切问题
美出口管制新规突破了EAR原有规则下以“物项管控”为基础的传统监管逻辑，将“美国人”参与中国境内半导体开发、生产活动，列为与需严格监管的“境外参与核、生化、导弹扩散活动”等行为等同，都将对之进行全面监管。违反美国EAR出口管制规定，可能会受到民事或刑事惩罚，包括25万-100万美元的罚金和最长20年的监禁，二者可以单处或并罚。
在中国半导体各产业链环节任职的符合该条款的“美国人”不在少数，《华尔街日报》发现，在16家中国上市半导体公司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中，至少有43人是美国公民。另据《日经亚洲》引述分析师的推估，在半导体中企任职的美籍高管应有数百人。上市招股书信息显示，多家中国顶级芯片设备和材料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为美籍华人或持有绿卡。此外，中国驻美国分公司、研究院和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也都受此限制。鉴于美国政府颁发“人才许可证”的概率极低，这些被盯紧的芯片人才面临着被迫“二选一”的两难境地：要么继续在中国芯片企业中任职，放弃美国国籍或绿卡身份；要么从中国芯片企业辞职撤离，重新选择其他行当谋生。二者都绝非易事。
面对美国此举，我们一方面必须“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对方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努力应对；另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首先，加速制定吸纳人才回国的政策，切实提供各项保障。在半导体中企任职的美籍高管中，属于海外派驻的可以撤回到总部工作，但更多人属于在中国现地聘用的。如果他们选择留下来继续工作，解决其身份、国籍和生活问题，已超出企业自身能力应对的范畴。相关部门和机构可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联合出台更便利的永久居留和入籍政策，提供家庭人员定居和往返的便利。可选择多处试点城市或社区，系统性建设国际人才群落生态，打造更有利于实现人才价值的事业平台。
其次，拓宽全球引才渠道，从芯片高地国家和地区加快引进与开展合作培训项目。全世界最多的半导体人才并不在美国，而是分布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德国、荷兰、韩国、日本等。美国的禁令无法阻遏中国向美国以外国家和地区吸纳人才，可以通过合作委托培训等方式，推进创新产业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此外，要注重通过完善和整合科技发展重点领域的国外人才数据库、留学人才以及高层次专业人才信息库，构建信息储存、沟通联络、招聘发布为一体的STEM人才网络。
第三，利用美国人才外流趋势，提供宽松优质的科研环境，打造世界一流的人才高地。据普林斯顿、哈佛和麻省理工的联合研究表明，中美关系紧张促使华裔科学家从美国大学外流，2021年有1400多名科学家放弃了在美国工作，转而加入中国的学术机构或企业，该数据比前一年增加了22%。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对全球高级人才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美国高级人才流入量从2015年的3000人降到1000人，中国则从高级人才净流出变成净流入，增加到1800人。STEM领域的高级人才无疑是影响中美长期战略竞争的基础资源。我们宜利用上述变化的有利趋势，为吸引人才回流提供优质的科研环境、国际化合作平台和宽松的学术氛围。国内科研机构要提高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尽量减少日常程序性管理工作的干扰，多为科研人员创造学术自由的空间。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世界一流人才高地，就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作者是国际关系学院知识产权与科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涵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