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横店的五个月，我采访了35名群演，他们的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都是从外地来横店务工的，学历从初中到本科不等，成为群演的时长在几个月到3年之间。这些群演为何会选择这份不确定性极高且难以上升的工作？这份工作带给了他们什么？离开又是为何？

吃饭中的群演们

话术：“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傅美玉本科毕业后就来了横店。我们在短剧《龙之怒》的剧组相识，都扮演婢女。她对表演充满热情，微信名也写着“努力，创造奇迹”。

6月30日，她主动联系我，让我陪她去医院。她早上出工时骑电动车摔倒了。“天色太暗，一边看导航，一边看路，没注意前面有个坑，咻一下飞了出去。”她一边说着一边露出下巴、膝盖和手肘上的伤痕给我看。伤口青的紫的都有。尽管摔得不轻，她还是坚持拍完了戏才来看病。女群演出工机会本就少，极少数会有“放鸽子”的情况。

竖屏短剧为了节约成本往往把普通群演当前景用，有时甚至直接当特约用。虽对群演来说，这是一种压榨，但变相也提供了更多上升的机会。在公会，非科班群演要注册演员证满三个月并通过考试，才能成为特约。而傅美玉来到横店的第三个月，就在短剧里演上了特约角色——一个村民。

这是傅美玉第一次拿到属于自己的台词本。她性格开朗，兴奋地与我聊起了与剧组商量价格的“拉锯战”。谈价时，剧组问她要多少，她有些拿不准。朋友建议她一般这个戏份的价格是3000元，但是她刚来，这个价格拿不下来，建议她800元。纠结了下，傅美玉觉得这个价格也太高，开价600元。没想到，剧组只愿意给500元，三天拍摄包干。尽管价格低，但她还是接受了。

由于人多戏少，剧组常常会以“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你不来，有的是人来”等理由压低价格。刚来横店的新人为了积攒作品作为自己的“敲门砖”，只得以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的价格付出自己的劳动。

12月，我问起傅美玉的近况，她欣喜地告诉我：“现在我几乎接的都是特约或者有词的。”她的努力确实见到了成果。但当我问她春节后是否还回来，她犹豫着说：“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依然是个未知数。

“我还是把现实想简单了”

李士杰是00后，曾在四川上大学，但只读了半年。他外形不错，谈话时带着点自恋：“其实我一直就觉得我挺帅的，就是原来有一段（时间）脸上痘痘很多。”他在学校文艺汇演上表演过小品，反响很好，觉得自己有表演天赋，决定来横店闯一闯。

他原本想做横屏影视演员，但前景考试没通过，于是退而求其次，跑起了竖屏短剧。可这离他的演员梦还有一定距离。4月8日，他给我发了一张电影海报：“你看，周冬雨都当出品人了，这戏在河南拍，我连投资料的机会都没有，加导演微信都加不上。”他叹气道：“短剧太low了，要能进电影就美滋滋了。”

我劝他去试试特约，他却摇摇头，语气带着点自嘲，“我天生就是体格大，脸天生就大，我去，还特约呢，我在工会前景都没过，我还特约呢，特傻还差不多。”“那你试试去剧组试戏呢？”我问。他苦笑了一下：“哎呀，不是我不去啊，我觉得人家不会要我。我没钱，长得也不算超级好看，在普通人里是帅的，在演员里，那真不行。而且很多角色根本不适合我，特别难。”

他的自信正被现实一点点磨平。来横店之初，他以为这是一片充满可能的舞台，可现实的重压让他的自我认同逐渐崩塌。“这个行业太不稳定了，有时候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来横店这么多天，我才发现自己把现实想简单了，等事儿到了跟前才知道多难。”他无奈地说道。两年里，他上过学也做了演员。回忆着过去他苦涩呢喃：“我好像更孤独了，内心也空空的了，从那个志在四方的少年，也被这血淋淋的现实打击到了，不是这世界变了，是我变了，突然好想小时候，一切都是满足的，新鲜的，可现在一切都是麻木的。”

几天后，我再联系他，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横店。演员梦还未开始，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横漂的蜗居生活

“我是一个不敢为未来想象的人”

如果说李士杰的离开是因为理想破灭，齐三则是因为现实的桎梏困住了他。我是在公会群出工时认识他的。4月11日，在玺尚酒店的楼道里，我看见齐三的时候他刚到，他在我旁边把演员椅一放便躺下了。他一眼就看出我是新来的，主动找我搭话。我趁机问他：“你干这行多久了？”他竖起两根手指，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两年。”我说“这么久啊！”“Yes！”他回道。聊多了，我才知道，他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父亲对他有过侵犯，他选择离家，独自来到横店。他讲述这些时，语气却格外轻松，好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他过去只在公会接戏，我把他拉进几个“现金群”，没多久，他接的竖屏短剧就逐渐多了起来。公会只能加一个群，在外面，他可以同时报多个群，偶尔接个竖屏短剧特约角色，半小时就收工了。5月22日，他告诉我：“我退群了，在外面跑戏呢。跑‘现金戏’还挺舒服，我现在寻思着，我每个月挣1500，我也就满足了。”

他似乎并不期待有什么更大的发展。4月8日，我问他打算在横店待多久，他有些迷茫。“我才30岁，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好像完全没有精神了。哎，我也是无家可归之人了。我去哪里呢？我也不想在这里待着。可我无处可去。离开这里，我又该去干什么呢？我都不知道。”他说，“很多约束性的工作，我都承受不了。就算远离世俗，我该以什么生存呢？我都不知道。”他不想进工厂，对学技术找份稳定工作的想法也不以为意。“感觉自己没有亲人后，有时候啊，没目标了。”他自嘲道，“我是个不敢为未来想象的人。还学什么手艺呀？我现在呀，就想着安宁过日子，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有一个轻松点的工作，比方说直播一个小时挣100块的。我也不多说，一天挣一次，维持我的生计就行。”

但五个月后，当我再次联系齐三时，他的状态已经截然不同。他接特约戏份越来越多，段子也拍，一两个小时能挣一两百。用齐三的话说，就是目前很舒服自在。他也在慢慢积攒人脉，谋求以后的发展。

在“现金群”里，他找到了比公会更灵活的生存方式，也找到了某种让自己不至于沉沦的节奏。

不止一种活法：“尽量多学点东西”

雷子是群演，也是烧烤摊摊主。他白天跑剧组，晚上在万盛南街摆摊，一直忙到凌晨两点左右。群演的工作不稳定，他需要打两份工维持生活。

7月22日，我和他在《女总裁带娃上门》的剧组拍戏。因为反派演员频繁忘词，拍摄进度一拖再拖，到了晚上10点，他开始焦虑不安。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老顾客联系我，要来吃烧烤。”他算了一笔账：拍完戏，最多拿150元，但烧烤摊的收入一定比这多。于是，他提前收工，回去做生意了。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

“我认识那个副导演，完事儿那个我跟他说，就是我算那出工10小时的110块钱，超时的我不要。点儿背到家了，我都买好菜了，结果人家说明天来吃，下雨了。”[雷子（化名）]，7月22日，微信

雷子的选择，是在不确定的生活里找一条双保险的路。石头的路径则完全不同。他2001年生，初中毕业后就开始闯荡社会，最后在横店当上了领队。他最初是被骗来的——房东在网上宣传群演赚钱，说能帮他办演员证、进剧组，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被忽悠了。好在他自己摸索出了生存之道，从群演做起，慢慢积累人脉，最终转做领队。他笑着说：“拿了领队工资，就不想回去跑群演了。”他管理着三个“现金群”，其中两个已经满员。曾经，他只是个想“混日子”的新人，现在，他已经学会了利用规则，谋划未来。“这个行业不看学历，只看经验。”他说，“我现在想的是尽量多学点东西。影视行业，不管在哪儿都有发展，咱没上过学，只能靠社会经验去学。”

对雷子来说，白天当群演，晚上摆烧烤摊，是为了多挣点钱养活自己；而石头当上领队，不只是收入多了，身份也不一样了。无论哪种选择，他们都在横店的剧组和街头，摸索着自己的路。

过渡再出发：“我还是早点离开”

在横店，许多人把群演当作谋生手段，也有人只是短暂尝试，把它当成人生的中转站。方琼就是其中之一。我最初在公会前景考试时认识她，一周后，又在短剧《龙之怒》的剧组遇见。这次，戏太少她已经动了离开的念头。“唉，公会前景5群的戏太少了，通告一出来好多人抢，报都报不上。”她叹了口气，“我都出来跑现金戏了。电费还贵得不行，我上个月没怎么用电费都两百多，我准备走了。”

和她一样选择离开的，还有江南。由于没办法挣到钱他只在横店待了一个月。“一个月也接不了多少戏，接到的，拍得晚，得熬夜，身体受不了。”他平静地说，“所以我还是早点离开。”

他们并非对影视行业充满热情，而是想借这份工作短暂地脱离原来的生活节奏。对他们来说，离开不是失败，而是调整，是通往下一个阶段的过渡。

“演而无名”的意义

人为什么要劳动？最初，劳动是生存的本能，而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提出了天职劳动观，赋予劳动以宗教意义。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进一步强调，新教伦理让世俗劳动成为一种禁欲的实践，强调奉献和付出，而轻视索取与享乐，从而为资本主义塑造出一批“忠诚可靠”的工人。然而，在现代社会，劳动的道德光环逐渐褪去，有了更多的个人意义。正如上文的群演们：有人为了梦想，有人为了生计，还有人为了寻找人生的方向。

群演是镜头里的背景板，剧本里的无名氏，在光鲜的影视世界中饰演着不起眼的角色。短剧群演的工作不稳定且难以出头，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通过这份工作积累经验、人脉，或仅仅是赚取一份微薄的收入。竖屏短剧因制作周期短、经费有限，作品质量良莠不齐。许多群演告诉我，他们从不看自己参演的短剧，唯一的用途是剪下自己的片段，作为未来试戏的简历。尽管对短剧并无热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此为工作一点点接近更大的舞台。

在这个流动性极高的生态中，横店群演的职业生涯往往是短暂的。这种短暂的停留与快速的流动，不仅仅是一群影视行业从业者的生存写照，更映射着当代青年在灵活就业时代的困境。他们在不稳定的工作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尝试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一个立足之地，而在这一过程中也留下了他们寻找人生意义的轨迹。(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生，文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