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12月15日，海昏侯国遗址“墎墩苑—海昏藏宝”全面开放，万众瞩目的刘贺主墓正式与公众见面。2024年12月，海昏侯国遗址公园与澎湃新闻联合打造“海昏之最”系列报道，详细介绍海昏侯墓考古的最新成果。本文介绍“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希望读者进一步了解刘贺以及西汉的儒学。

孔子的生平与形象，在诸多典籍中有详细的记载。如《史记·孔子世家》载“生而首上圩顶”“孔子长九尺有六寸”，都是对其形象的生动描述。那么将文字具象为画像，古人心中的孔子长什么样？南昌海昏侯墓中的一面衣镜给了我们答案。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

这面衣镜位于海昏侯墓主椁室的西室，由镜掩（盖）、青铜镜和镜框三部分组成。衣镜上绘有西王母、东王公、白虎苍龙、玄鹤凤凰等，皆是当时的流行元素，在大部分相关器物上都会出现。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正面（复制件）

孔子像绘于镜框背板。背板以红漆绘底色，以黄色粗线在四周绘方框，在方框内用两条黄色粗线将之分割成大小基本相等的三部分。上栏为孔子和颜回，中栏为子赣和子路，下栏为子羽和子夏。两侧用黑漆书写有关该人物生平和言行的短传记。

图孔子徒人图漆衣镜上的孔子及其弟子形象

画像中孔子高约28.8厘米，宽约8.4厘米，面向颜回拱手而立，背微前倾。孔子头戴小冠，由于水渍，面目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看到有长须，身材消瘦。他身穿深衣长袍，腰部有束带，脚上穿翘头履。与其弟子不同，其他人都是线描身体轮廓，而孔子画像是满绘，身上服饰用粉彩。

衣镜上的孔子，儒雅、内敛、谦恭，以布衣形象示人。线条简练，真实生动，技艺十分高超，显然不是一般的匠人所绘。这面衣镜上的画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孔子像，也是唯一的一幅早期孔子肖像，它因此被命名为“孔子徒人图漆衣镜”。

汉人事死如事生，孔子衣镜是刘贺生前常用之物，置于厅堂之上，是他生前生活行为的一部分。那么，每天都要“拜见”孔圣人的刘贺，他的儒学修养如何呢？

刘贺的儒学修养

刘贺在史书上留下了不少荒诞无道的记载，这其中自然少不了作为废帝的“应有之义”。但有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汉书·霍光传》载，尚书令读罢废刘贺的奏章，皇太后下诏批准，霍光令他起拜受诏，刘贺说：“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此语出自《孝经·谏诤章第十五》，《孝经》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或许在这大厦将倾之时说出这句话妄图挽回局势，说明刘贺在政治上过于幼稚，但同时也说明刘贺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以及信任——他以为在标榜“独尊儒术”的朝堂上，权臣们会按照儒家礼仪行事。

刘贺肯定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西汉以来，皇室子弟都要接受儒学教育，《孝经》《论语》列为小经，是皇子、王子们的启蒙读物。而且刘贺自小生活在封国昌邑，昌邑国在春秋战国为鲁地，儒学传统浓厚。刘贺父亲刘髆的太傅夏侯始昌及其族子夏侯胜都是通《尚书》的大儒，且都在昌邑国任职。刘贺则以两位大儒为师，一是王式，《鲁诗》名家；二是中尉王吉，《齐论语》权威。周围有如此之多的通经大儒，可以想见他从小对儒家思想耳濡目染。

然而思想层面是一回事，行为层面又是另一回事。《汉书·王吉传》载：“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王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汉书·儒林传》载：“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郎中令龚遂曾评价刘贺昌邑王时的行为，没有一种符合《诗经》中的要求。种种迹象表明，刘贺虽然熟悉儒家思想，但在少年时期的他并不喜欢儒学，也不喜欢儒士儒官，甚至“以冠赐奴而辱大臣”，捉弄这些儒者。

或许是“被废”让刘贺重新审视自己。他命人将孔圣人与弟子绘于衣镜之上，在屏板上用墨漆书写《衣镜赋》：“临观其意兮不亦康，□气和平兮顺阴阳。”用于每天的自省。和“孔子徒人图漆衣镜”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竹简，经过初步释读，这些竹简大部分都是《论语》《礼记》《孝经》《易占》等儒家经典。

此外，刘贺墓中还有上百板木牍，内容大部分是签牌和奏牍，但有一版木牍的内容十分特殊，是抄写的《论语》，书写十分率性随意，文字接近章草，与其他竹简和木牍文字的规整拘束不同，很有可能是刘贺本人所书写，是他读书时随手做的笔记。

海昏侯墓出土的木牍。

刘贺墓出土漆墨盒，出土时其内装有墨锭 。

也许，刘贺在废除帝位之后，通过阅读儒家典籍，时常瞻仰衣镜上的孔子像，学习孔子在逆境中的修为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抑或是利用汉宣帝“好法家而轻儒学”的心理，刘贺假装重儒，以说明其没有野心，适当减少宣帝的猜忌，从而获得自保。无论如何，儒学都是刘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吗？

让我们把视野拓展到刘贺之外，看看西汉时期的儒学情况。

西汉立国后，为了休养生息，一直依靠“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理念，儒家学说更多地在民间流行。大家熟知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叙述，其实直到公元12世纪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才被“创造”出来。事实上，至汉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接受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名义上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

然而据学者对《史记》和《汉书》的统计，只有7名高层官员在汉武帝54年的统治中被司马迁和班固称作儒生，而有详细记载的当朝高层官员共有76位。数据显示，儒生在武帝一朝，仅仅是少数派。而且这7名儒生高官能够行使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也非常有限，甚至儒生内部经常互相陷害斗争。

接替刘贺成为皇帝的汉宣帝，曾与时为太子的汉元帝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世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差点用“明察好法”的淮阳王刘钦取代元帝太子位。这说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所谓的“独尊儒术”，只是将儒家学说作为加强统治的一种包装。

而历史上，儒生作为“集团”之所以能够进入政治领域，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意外的契机——巫蛊之祸。巫蛊之祸后，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权力真空，曾经掌控西汉中央朝政几十年的仕宦大家，几乎都被灭门。与此同时，出身相对贫寒的儒生开始站上舞台中央，他们的师承关系和学术背景（对五经的研习）让其与其他高层官员区分开来，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及至武帝去世，霍光掌权，他急需为由其掌控的昭帝一朝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此时的儒生集团恰巧满足了霍光的需要：第一，儒学思想不断地被阐释和宣扬，在政治精英阶层中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儒生虽然在霍光之前的政治领域影响力非常有限，但是在民间一直有自己的传统。另外，一部分儒生在巫蛊之祸之前就进入到了官僚系统，在当时的中层或下层担任行政官员，身份与文吏有所重叠，这部分儒生通过行政治理能力和自己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在巫蛊之祸之后爬升到官僚系统的顶层。

由此，积蓄了几百年力量的儒学终于勃发，影响力迅速蔓延扩大。汉宣帝顺势召开“石渠阁会议”，增“五经七博士”为“五经十二博士”，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和儒家学说的地位，还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皇室子弟也越来越接受儒家思想，与海昏侯刘贺墓时代接近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包括《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等八种，其内容多属于儒家学说，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趋势。

汉元帝自身受儒学影响极深，即位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纯任德教”，尊崇儒学，重用经学之士，处理国事和政事也以经义为本。由此，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儒家学说的内容为了适应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今文经学占据统治地位，对经文穿凿附会的解释，使得儒家学说有浓厚的神学宇宙论及宗教政治学的色彩，儒学几乎变成了儒教，儒家学说渐渐方士化，而这也是造成元帝之后谶纬之说流行的关键。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

回到海昏侯墓的“孔子徒人图漆衣镜”。

汉代是目前考古发现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孔子图像出现的最早时代，除了这个海昏侯墓有孔子形象的镜框，其余孔子图像主要是墓葬壁画和画像石，而且几乎都是与老子一同出现的“孔子见老子图”。

最早的时间、最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最高的等级以及最不一样的载体，这些因素是解读刘贺墓中孔子形象的关键。

根据《汉书·艺文志》等文献记载，在战国及西汉早期出现的孔子形象都是孔子或孔子与弟子图，而到了元帝之后出现的孔子形象却变成了“孔子见老子图”，这一转变是儒家学说和孔子在汉代所处地位及其内涵变化的结果。

诚然，出土文物往往不能简单地用来直接解释历史人物或历史活动。但是，“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对研究西汉的儒学、思想、艺术等有着重大价值，同时，我们也能通过它想象刘贺的矛盾、不甘与彷徨。或许，当你前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站在这面衣镜前，会感受到两千多年前它的主人也立于此处，呆望着孔圣人，凝神思考着过往，独自咀嚼着个中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