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是清末民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重要学者，不但著作等身，其影响力也遍布政、学界。梁启超“失肾记”，缘于一次手术的失误，他是因为细菌感染而导致最终的死亡。他的“失肾”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论争。

天津的梁启超故居

“失肾记”在当时社会上所引发的论争是广泛的，碍于篇幅，无法顾及很多报纸的相关言论，但对于作为西医对手的中医言论，则是中西医论战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页。简单回顾一下梁启超过去看中医的经历。民国元年时，梁回到北京，应邀参与许多演讲并接见许多宾客，他形容当日“各界欢腾，万流辏集”“为应酬苦极，夜不得睡，今日虚火涌上，牙痛大作”。他用了非常多中医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他说：“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客已麇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又每日坐车总有数时，车中摇动，如习体操，故胃病若失。”可看出梁很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每当繁忙、应酬众多或写作辛劳时，他的身体就会出现状况，这时中医就成为他调整身体的一种方式。

1918年，梁时年46岁，其年谱记载：“自去腊以来，先生治碑刻之学甚勤，故是岁所为金石跋、书跋、书籍跋最多。春夏间先生摒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8、9月间已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此搁笔。”梁自言他常常写书写到“彻夜不眠”，这次甚至用功过度导致呕血。早在5月间已慢慢养成习惯，每天晚上11点以前必定睡觉，早晨6点以前必定起来，开始写书，一直写到中午，大约每天可以积稿两千余字。梁希望养成一种写作规律，他认为这种规律对身体好，有助于创作的工作。但9月时，梁因著述过勤，曾患呕血病甚久，他在和友人通信时谈道：“病初起本不轻，西医言是肋膜炎，且微带肺炎，盖蓄病已旬日而不自知，每月仍为长时间演讲，余晷即搦管著述，颇觉惫而不肯休息，盖发热殆经旬矣。后忽喀鲜血约半碗许，始仓皇求医，服东医药旬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老友（中医）唐天如自粤急难来相视，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贱躯素顽健，必可无虑，再数日当全平复矣。病中饮食如恒（原注： 胃始终健），读书亦不少，知念谨闻。”朋友们并嘱咐梁启超“戒酒”与“少看书”，调养为先，但梁还是在病中迷上佛书，不肯罢手。引文中唐天如即一位中医，乃梁氏好友，梁在当时患病时曾去遍访中西医的治法，其自言服西医之药，病情没有加重，但却日渐憔悴。反倒是唐所提供的中药，梁服用了，自言感觉甚好，大赞其神奇之功。他说：“贱恙直至最近数日始服天如药，见效至速，或竟可痊愈也。……服天如药，日起有功，中秋后尝可出游矣。田村（西医）前尚言恐须以药针吸取肋膜之水，顷乃大讶其痊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国医也。”西医原本要用针来抽出肋膜的积水，当时很多肺炎、肺结核导致的积水，西医都靠抽吸，有时抽吸不当，甚至会呕出鲜血，而中医却给药即可，令梁氏与西医直呼“不敢菲薄国医”。“割肾案”后，直到1928年，梁都在看中医，也看西医，但似乎看中医都要偷偷摸摸的，不对外公开，多只在家书史料中呈现。

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

当时许多中医对梁的遭遇提出看法，如朱良钺指出，梁在手术后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无非是希望说明疾病之真相和澄清社会上的误会，不过，文中却说“用X光机照右肾有一黑点，应该是肿疡物，但割下来却完全没有”，这岂不是梁承认西医的诊察不确实、医疗机械不可靠吗？那么，社会上质疑西医的声浪，是完全正确的。中医聂云台则说： 梁启超原本要让他的中医好友看诊，可惜晚了一步，代价为一颗肾脏，他说：“任公曾函约唐君往诊未克，致遭刮割，不知此腰子如何呼冤也。西人医术不讲病源，误事多矣。”至于拥护西医者则认为，梁之疾病，无论病因为何，清不清楚，都必须请大家认清：只有西医能有一个可能“研究得清楚”之将来，而中医是没有能力的。一位自称中学教员的作者指出： 人们不应该对科学失望，因为这是一场医学革命，必须相信科学的西医才有未来，而非中医，他还认为陈志潜质疑陈西滢的文字太客气了，应该更强硬一点。中医朱良钺认为，治病要以“最后的效果为效果”，他说他看过很多经过西医治疗的病患，当下都非常好，但几乎到后来都出了大问题，例如鼓胀症的放水、疬症的开刀等治疗，往往发生变症，这是“头痛医头”的机械性疗法；他还说，梁的身体一定会出现很多不好的并发症，这不幸言中了。

最为拥护西医者无话可说的，可能是手术后约半年，梁启超服用好友唐天如的中药，竟然好了大半。梁写下：“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梁于1926年8月22日写信给女儿梁令娴报告病情，自从服了唐天如中药三帖后，小便颜色即转为正常，尿味也正常，没有血腥味了。并自言：  “前后共服过十剂，现已停药一礼拜了。总之，药一下去，便见功效。”当然，若犯劳累、睡眠少、伤心，则仍会发病，但服中药即好，这件事情就更映出西医“割肾”的无谓。这件事后来还在报刊上披露，连药方都一并附上了，《卫生报》记载：“任公在白戴河，唐君天如在长辛店，电约往诊，曰： 分泌胆经司之，今脉象左关涩、左尺弱，左寸浮大，以心不能收摄，而胆失分泌功能也。拟方服一剂，病年半矣，两剂痊愈，知友咸以为奇。”

梁也转述中医的说法，可资读者对照：“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积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天如说的病理对不对，（但）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痼，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足见梁也认为中药功效卓著。民国著名中医恽铁樵认为，中医虽疗效卓著，但总说不出一个道理来，他引《梁任公演说集》云：“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所以，他认为中医第一要义，在将古书晦涩之医理，诠释明白，使尽人可喻。但是，唐天如说了半天，其实也是在说明一种病因和症状之间的关系，仍未说病名，梁依然信之无疑，不得不说中西医论战虽壁垒分明，但病人在选择有效医疗时，中西医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分明的，一切以疗效为依归；也可以说，病人多数时候是滑头的，不会只选一边，至少梁就不是像某些人宣称的，他“唯一”相信科学的西医。可惜，梁是在写给女儿的信中第一次揭露中药疗效，如果他当下即公开发表，预料一定引起更激烈的中西医论战。而且，中医这次的药方，也在两年后披露，《卫生报》公布方子为：“阿胶钱、泽泻钱半、当归钱半、白茅根三钱、小茴香钱半、肉桂二分、苦楝子二钱、焦黄连一钱、浮小麦三钱、黑蒲黄一钱。”唐天如在梁过世之前，其实一直都在帮梁调理身体。

梁启超卧室一隅

1926年9月14日，梁又写信给家人，谈到他曾拿“割肾”后复发后的血尿给伍连德（1879—1960）看，伍氏曾用现代卫生防疫之法阻止清末东三省鼠疫蔓延，可谓威震东亚，此次看过梁的血尿后，伍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伍返京后曾和克礼等医生商议，了解状况。等梁到北京再见着伍时，梁当时已服中药治好，伍连德大惊，并且“很赞叹中药之神妙”，认为目前当靠中药治疗。素来不鄙薄中医的伍氏，还把药方抄了去，唐天如当时是以黄连、玉桂、阿胶三药为主，有其他中医看过，觉得会将黄连和玉桂混在一起用者，“必是名医”，可见唐氏开药具有一定的水准。伍连德进一步表示，透过梁转述说：“手术所发生的影响，最当注意。他（伍）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伍）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所以他对于中医之用黄连和玉桂，觉得很有道理。”梁启超言，伍连德证实协和说谎了。受了手术后一年后，梁还是回医院检察，医院的回复竟然是：“梁的肾功能完全回复了，只要节劳即可。”这完全是误诊，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梁的肾自己长回来了，其实留下的那个是坏掉的肾，何来功能回复之有？其次是第二种可能，唐天如的中药确实很有效。但协和的意思其实是： 手术成功，病人恢复良好吧。当然，血尿仍不算真的痊愈，时不时还来“拜访”一下，梁也是闲不下来之人，自言不想当废人，否则精神更痛苦，故其生活依旧忙碌。例如1927年5、6月间，梁批改学生成绩太劳，又逢王国维（1877—1927）自杀的刺激，就让梁启超连续血尿四十天。其间，梁有个肚疼、发热的，血尿也会来攻，但唐天如又特制膏方，同样能让梁康复。大概中西医“不公开合作”的结合，是梁生命中最后的诊疗方式吧。

1928年底，梁又因病求诊于协和，10月5日，自言从北京就医后返天津，途中感冒发烧，这对梁的身体是一次大警讯，随后又入医院医治，他说到：“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得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可见他在西医院受了不少折磨。北京17日的新闻记载：“梁启超氏因历年研究学术。致身体衰弱，终有痔疮，及下血之症。在四年前，曾将肾脏割去一个，然未断根，在四个月前复大发，并咳嗽。”在天津治疗无效后，梁又再次于11月28日转往北京协和治疗，可惜之后就没有再康复过来了。

这次最后的检查，竟有惊人发展。梁入协和医院检查后，因患有咳嗽之症，被怀疑可能有“肺病”，当时通常是指肺结核，于是医方开X光检验，竟发现肺尖有许多斑点，遂将梁咳出的痰去化验，结果发现梁的痰内没有结核菌，反而有许多“末乃利菌”，再抽血复验，发现血内也有很多同样的菌。当时在协和的外国医士指，大概梁的宿疾都是此种菌作祟，并言：“惟此种菌，各人体中，均含有相当数量，本无毒性。惟梁氏体中特多。本无可疑，乃将取出之痰及血液培养，见其生长及蔓延均甚速，注入专供试验之鼠体中。不久即发现与梁氏同一现象之病症，始确知此种菌类，亦有致病之力。”但是遍查医书，都查不到此种菌类致病之纪录，只有某医学杂志，有记载因此菌而致病者，全世界只有三例，一死、一愈，另一人则缠绵终身，实为罕见疾病。但是要怎么进行治疗呢？当时也披露：“灭除此种菌类，惟一药剂为錪（碘）酒，而梁氏积弱过甚，又不便多用，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故日趋险恶，诸医已觉束手，惟日打强心剂数次，保持梁氏之精神而已。”梁在最后的生命中，“病势转恶，寒热交作”，而西医则谓“药菌剧斗，太伤元气。”遂停药，梁于1929年1月11日下午2时15分逝世，其最终的死亡原因，是因为细菌感染、身体出现持续发烧的症状，不治而死。报刊报道：“梁氏晚年颇信科学能力，前经医生推断病端在牙，要拔三齿。三齿不愈，更拔其四，七齿既去，又割睪丸，均徒受痛苦。今由白克伦教授辨断，认为末乃利菌作祟，然而事势已迟，无法救治，于是梁启超于1月19日午后2时，超脱人间矣。”令人惊讶，梁氏被“割肾”之外还“割睪丸”，若非报道有误，就是梁启超真的还割掉睪丸，真可谓惨不忍睹，但现在还梁“清白”，原来是细菌作祟！

梁启超死亡的新闻

这段令人感到惊讶之病例，又让不少人将“失肾记”并在一起看了。当然，这时舆论似乎也将梁的血尿宿疾，与“细菌致病论”结合在一起，《卫生报》即载：“梁氏下血之症，从前医生说为肾脏出血者，亦证明系此种菌类所致。因肾脏出血，应系鲜血。而梁氏所下，多系积血也。”在实验的鼠体中，也确实发现和梁氏显现一样的病症。中医观此，则批评说，那为何之前不一开始就说是“细菌”导致？却在割掉肾脏后的三年，突然“发现”说是“细菌”导致，此真可谓“一误再误，终乃定案”。又质疑梁后来罹患的痔疮与下血症，本来就跟失去的肾脏无关，现在证实是细菌作祟，那么西医为何不道歉，并承认以前的诊断和手术的错误呢？而且，该中医将痔疮之治疗失误也归在割肾的头上，认为痔疮用手术割掉即可，中医的走方疡医，也可以治好，不知跟割肾有何相干，肾脏何辜？又，若为肾脏出血，应该内服西药麦角单宁酸之类的药，而不是割去肾脏；他说自己曾查阅西医书籍，从来没有一招叫割肾治疗法。我们必须注意，梁启超一旦入西医院，即便是梁的好友唐天如，也无法干预西医的治疗；在西医院中，当时是不允许中医看诊的。所以中医在看了梁启超的死因后，都表示非常不能认同，一位中医余不平（应为化名）阅读梁的相关报道后，自言以为会在医学上增加不少知识，但看完后却不禁拍案而起、失声大骂曰：“杀人者，西医也。”他质疑，如果这个“末乃利菌”（monelli）没有毒性，怎么杀人？相对地，“既有毒性，何不传染？”他质疑，如果这个菌在鼠体内蔓延迅速，可见菌毒很强，但怎么全世界只有三例？既然毒力甚强，却又说病例很少、不多见，这不是说法矛盾吗？为何“科学”不给个交代？

其实，民国初年的细菌论，也导致不少中西医论争的故事，例如民初一位著名的新闻学者戈公振在1935年过世时，也是身上一大堆细菌，最后西医也说，是感冒菌致死，引起中医一阵挞伐；因为，在医院死掉的人，身上恐怕有各种菌，到底哪种菌引起哪种病，西医并不能判断，当然就受到中医的攻击。其实，就在梁割肾前后，有一位农业大学学生之死，报载也说是手术时不慎导致病菌进入血中，最后救治不及。当时细菌的化验技术还非常粗糙，要能迅速精准判定“唯一”致死的细菌，在法定传染病之外，恐怕检验都非常困难。如果就后来我们知道的，梁的肾是被割错了，那么，梁的细菌导致病死说，也有很大的问题。回到梁的病，余不平还指出了：“治疗唯一药剂，厥为典（碘）酒，可发一笑，既知不救，何必打强心针？”该中医认为，碘酒根本无法入肺、入肾，能直接喝吗？真的可以“杀菌”吗？难道外擦的有用吗？所以说碘酒可以治疗，也属于废话，言梁启超身体衰弱不适宜用碘酒治疗，则更是废话。其实当时碘酒是用注射的，至于真实效果如何，笔者非细菌学专业，也无法评论对错，至于他说：“爱克司光不足恃，不论何种咳嗽，其肺组织发炎之处，镜检皆有斑点。”则是质疑西医X光检验之效果，他认为精准性不足，不过，梁启超已经撒手人寰，X光的问题，也就不那么重要，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了。

（本文选摘自《大人之疾：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皮国立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