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后，曾光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频繁在媒体发声，成为热点人物。74岁的他还开通了微博，为公众释疑解惑。1月31日，《环球人物》记者就此次疫情采访了曾光。

武汉人有很大的贡献”

《环球人物》：疫情期间您去过两次武汉，都走了哪些地方？两次去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到了之后我们听取了当地卫健委及临床大夫的防控、诊疗情况介绍，发现病情的严重性与季节性病毒性肺炎相似，当时医院已对患者实施隔离，但在隔离过程中没有出现二代病例，病毒人传人的能力这个时候还没表现出来。所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个病传染性不强。

这次回来之后我们就提建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作为乙类传染病要列为甲类管理。武汉人不出去，外地人不进来，这意味着武汉输出病例降低到最低，甚至降低到零。我觉得到正月十五，应该能看到成效。如果这个疫情拐点出现，武汉人有很大的贡献。

曾光：专家对于未知病毒变化的警惕性是一直存在的，对于未知病毒的了解也是日新月异的。我们向来不是在一个理想的静态中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病毒发展变化很快，它不暴露出来你怎么判断呢？好比一个人光骂人了，还没犯罪，你没办法这时就预测他会如何杀人，对吗？作为学者，我们只能和病毒赛跑，不断调整认识，也不断否定自己，这是个真实的过程。

曾光：从疫情初期，中国就一直和世卫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提供了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世卫组织很了解中国的情况，包括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在他们看来，很多措施力度很大，在其他国家很难实现，比如封闭武汉这样的城市。

我们也应该关注世卫组织为此做的7条解释，比如不建议对中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这也是说给全世界听的，就是希望其他国家理解，不要做出过激反应。另外还建议支持和保护医疗系统相对脆弱的国家，这是给公共卫生力量薄弱的国家提个醒，希望他们能有警觉。

《环球人物》：当下的“战疫”不仅有武汉一个战场、全国、全世界都在参与其中。

“与非典相比，

2003年，在非典肆虐、北京告急时，曾光被聘为国务院非典督导组成员、首都非典防治指挥部顾问，为抗击疫情出谋划策。此刻中国再次在面临疫情考验，许多场景也触动了曾光关于非典的记忆。

·2003年4月28日，非典期间曾光在中南海讲课。

曾光：没错。非典早期我们有过曲折，当时有人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疫苗和抗病毒药上。我向中央领导提建议，不能把力量都放在高科技研发上，而是要先集中力量隔离防控。于是我们建立了小汤山医院，也封闭了一些医院，使疫情得到了控制。

《环球人物》：也有很多人把非典的冠状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作比较。

《环球人物》：和17年前抗击非典相比，我们有了哪些进步？还有哪些不足？

我们的临床大夫经验也比以前丰富了。非典那年我去了北京人民医院，这次我去了武汉金银潭医院，真的是强多了。那会儿人民医院病房满了，非典病人不能入住，只能几个人挤在一间条件简陋的临时病房里，这很容易造成医院感染。可现在你看金银潭医院，是动员整合全院资源去投入战斗，提前做好准备的。

不足肯定还是有的。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隔离措施不彻底，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可能还不够自信。

·2003年4月21日，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在车厢内消毒。

曾光：武汉人让我很感动。我听说有武汉人愿意主动把假期进一步延长，他们肯定知道延长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吧？意味着生活上、工作上很多的不方便，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在抗击疾病的漫长战争中，出生在1946年的曾光见证了中国几十年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公共卫生战士。这些年，卷土重来的古老疾病和虎视眈眈的新型病毒都在试图攻破公共卫生的防线。74岁的曾光虽然退休了，但是还在忧虑着、工作着、行动着。

曾光：我说几个数据，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35岁；1959年，中国有900万麻疹病人；1967年，患流脑（流行性脑膜炎）有300万人。我小时候得过麻疹合并肺炎，差点丢了性命，父母带我到北京看病，打一支青霉素都要卖首饰，你想那是多么珍贵啊！

《环球人物》：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考验很多。20世纪80年代，上海出现了甲肝疫情，您当时在做些什么？

《环球人物》：您现在退休了，但是好像比以前更忙？

在采访的最后，曾光再一次倾身向前，向记者强调，战胜新型冠状病毒不容易，但这个难题是有解的。尽管连日奔波，但他眼神里透露出的信心和坚定，像一道明亮的光。